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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婚姻爱情观 爱情是一种情感冲动,婚姻是一种文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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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博士,青年历史学家,曾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哈佛大学东亚系。 2012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任教。 魏扬的学术专长是晚明史。 此外,他还广泛涉足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 作为腾讯网的专栏作家,他的话经常在网络上流行。

2017年6月17日,魏扬受邀做客《咏木录论坛》第57期,探讨百年来中国人婚恋观的演变。 在他看来,百年来,中国人经历了三种模式的转变:个性化婚恋观、社会化婚恋观、市场化婚恋观。

百年中国婚姻爱情观

文字 伟扬

图片 焦宁一

01

这百年来,大概没有什么比中国人婚恋观念的变化更深刻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仪式化的观念很盛行。 儒家礼仪赋予婚姻近乎宗教的文化价值。 个体只有在婚姻中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纵向上与家族历史相连,横向上与社会网络在血脉传承中相连。

这种婚姻观念基本上与现代男女爱情的定义无关,而是一种以儒家伦理和家庭责任为核心的仪式化的行为准则。 这种婚姻观更多地规范外在行为,强调对夫妻内心情感的“尊重”,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

现代意义上的爱的特点是相互愉悦、自由选择、亲密无间、精神上的触动。 这与中国古代仪式化的婚姻观有冲突,婚姻是由父母和媒人决定的。 随着五四运动期间推翻儒家店口号的兴起,以伦理为基础的传统婚姻观受到了挑战。 五四时期的爱情观念以个人感情为基础,开始反思家庭和婚姻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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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将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后出现的爱情观念引入中国。 这种类型的爱强调伴侣之间的钦佩、亲密和欣赏。 这一新概念重新定义了中文“爱”字的含义,要求婚姻和男女的结合必须以“爱”为基础。

这种新的爱情观,与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观念相结合,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爱情文化,催生了一大批探索爱情、呼吁突破家庭和家庭的新思想。父亲身份。 有关胡泉的文学思想作品,以及胡泉的枷锁。 在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他们甚至攻击婚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在他们眼里,纯粹个人主义的爱情观必然会摧毁反人类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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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扬致辞

例如,1920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醒》组织的一场关于“废除婚姻制度”的讨论中,有作者声称:

自由婚姻也是一种获得专利的婚姻。 什么专利? 这是爱情的专利,也是性交的专利。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有“自由的人格”,不应该属于任何人。 如果我的爱被别人专利了,那就说明我没有“自由人格”。 如果别人的爱是我的专利,那是对他们“自由人格”的侮辱。

在他们看来,婚姻和爱情的意义完全在于“人格自由”,而婚姻则从制度上限制了这种自由。 一些废奴主义者甚至幻想,一个没有婚姻的社会会像儒家传说中的“大同”社会一样美好。

那时,没有父子,没有丈夫,没有妻子,没有家庭,更没有无意义的地位束缚。 所谓“亲人之间不只有亲人,别人之间不只有儿女”。 这不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世界、和谐的社会吗?

这些评论家引用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婚姻是“长期卖淫”的说法,批评了婚姻制度本身:

新旧婚姻都是一种商业关系:我认为婚姻无非是“买卖生殖器”; 结婚证是一份买卖合同,婚礼是一种买卖形式,而买卖的媒介就是金钱和爱情。 没有爱情,仅仅依靠金钱,第三方经纪人向人们出售生殖器,这就是旧婚姻; 有了爱情,靠着一张结婚证和一份契约,迫使大家永远团结在一起,爱情是无法转移到第三者身上的。 他们三人共享彼此的生殖器。 这是一段新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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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02

然而,以个人爱情为目的的私人婚恋观在现实中往往会碰壁。 鲁迅在《娜拉出走之后》一文中指出,由于女性缺乏经济能力,即使脱离了父权制和夫权,娜拉也无法在父权社会立足,只有两个归宿:要么跌倒或返回。

于是,鲁迅在他的小说《悲伤》中讲述了这样一个离家出走的诺拉的故事。 小说中的娟生和子君是一对因家庭伦理束缚而私奔、不顾自己生命追求个人幸福的情侣。 子君大胆地说:

我是我自己的人,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的权利。

然而私奔同居后,两人失去了家人的经济支持,陷入了经济困难。 艰苦的生活最终会扼杀爱情。 最后,娟生说:“因为我不爱你了”​​,结束了这段感情。 子君只能回家郁闷而死。

鲁迅在这部小说中批判了新青年经济上无法独立的残酷社会现实,并指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个人爱情和个人自由为目标的婚恋观是可以实现的。只能是空中楼阁。 他认为,实现个性化婚恋观必须伴随社会经济组织和结构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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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话嘉宾徐进

03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外国入侵危机的加深,原来以个人爱情为中心的婚恋观念受到民族独立思潮的冲击。 个人在婚姻和爱情中的地位进一步受到质疑。

国家安全问题让一些文人开始反思个性化婚恋观的界限。 越来越多的作者意识到,在国家危机面前,孩子之间个人爱情的合法性受到动摇。 个人首先应该投入到民族独立斗争的滚滚洪流中。 比如,在报纸上发表《抗战日记》的女作家谢冰英,在抗战洪流中感叹,个人的爱情与民族危亡这样的大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集体化、社会化婚恋观兴起后,个体化婚恋观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从欧美引进的“科学”生育观也改变了个体化的婚恋观。 潘光旦等学者援引欧美“优生学”和民族危亡,重新倡导传统婚恋观,让女性回归家庭,生儿育女,为国家崛起。 这种“科学”的生育观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个人爱情的重要性,转而把国家的生育作为婚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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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另一方面,革命话语则冲击着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婚恋观念。 左翼文人发起了文学革命论,把文学作为革命的武器,批判了以个人爱情、亲密感情为目的的“鸳鸯蝴蝶派”。 面对革命洪流,个人爱情的意义在革命集体婚恋观面前进一步消解。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婚姻是阶级压迫的工具。 共产主义革命理念从社会整体福利的角度出发,质疑个体追求爱情的合法性; 这种革命性的婚恋观念,使个人从属于社会,家庭成为社会的附属物,必须围绕国家整体利益而转动。 手术。

1949年后,这种革命性的婚恋观进一步摧毁了个人爱情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割裂了家庭纽带,使个人进一步从属于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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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互动活跃

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婚恋观更加多元化。 一方面,五四运动期间的个人爱情观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婚姻开始以“爱情”为基础。 另一方面,社会的快速市场化也使中国人的婚恋观念市场化,呈现出市场化的个人主义倾向。

从概念上讲,婚姻仍然被定义为以爱情为基础; 从行为上来说,婚姻成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婚姻和爱情被视为一种市场行为、一种投资过程、一种合作形式、一种实现个人利益(不仅是经济利益,而且是人生目标和情感需求)的经济现象,符合市场和经济。法律。 。 这体现在一系列对婚姻和爱情进行引导和反思的商业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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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扬、徐进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时代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重新觉醒,也带来了更多关于婚姻本质的思考和质疑。 这一时期,中国人的婚恋观念极其复杂多变。 个人主义、经济因素、进步主义、传统观念、女权意识、阶级分化等在婚姻舞台上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原有相对统一的婚恋观,给个人自由选择创造了更多的鸿沟。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国人婚恋观的变迁,可以让我们在历史的镜子里看清自己,洞察我们做出各种选择的原因,更深刻地理解婚姻对人类的意义。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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